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树立大食物观。当前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粮食持续增产压力大、居民膳食结构升级要求高、国际粮食供应链风险大“三大难题”，建议强化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拓展食物来源渠道、构建政策保障与技术支撑体系、增强海外农产品供应链韧性、培育居民健康消费观念，以大食物观为引领，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一、当前保障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三大难题”

（一）水土资源约束趋紧加大粮食持续增产压力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8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年均增速为0.48%，当前粮食生产体系下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阶段性的峰值。一是耕地数量减少，地力透支。自然资源部数据信息显示，2022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9.14亿亩，比2019年减少0.04亿亩，减幅0.2%。要实现2030年耕地保有量保持在18.25亿亩以上的目标仍然面临较大压力。同时，耕地质量面临透支的问题。二是水资源贫乏，农业用水效率不高。由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消费习惯等因素，我国用水量呈增加趋势。水利部数据显示，2016—2021年，我国农业用水量占全国用水总量的比例均超过61%。同时，我国水资源空间分布不均，作为主要粮食生产基地的北方地区，拥有全国64.1%的耕地，水资源总量却仅占全国的19%。此外，我国农业用水效率不高，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仅为0.568。水资源与耕地资源的不匹配，进一步加剧农业用水压力，对粮食数量安全造成约束。

（二）居民对膳食供应结构的要求持续提档升级

目前，我国居民食物消费呈现多元化特征，消费理念向绿色、健康、安全方向升级。一是人均粮食消费数量下调。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由传统的粮食消费为主向注重营养搭配转变，肉蛋奶和水产品等动物性食品比例增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2021年居民肉、蛋、奶、水产品、瓜果、蔬菜类消费量累计分别增长28.5%、61%、23.1%、36.5%、49.9%、12.6%。二是食物供需存在匹配错位。我国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滞后于食物消费结构转变，导致部分食物品种产需缺口较大。比如，我国口粮产大于消，但玉米等能量饲料、豆粕等蛋白饲料外采率高。中国营养学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全谷物、深色蔬菜、水果、蛋奶、鱼虾类和大豆摄入量普遍不足。随着城乡居民膳食结构的转型升级，动物性产品的消费将会快速增长，现行农业生产结构已逐渐不适应未来食物消费结构变化。

（三）全球粮食不安全形势加剧我国粮食安全风险

气候变化、极端灾害叠加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了粮食生产、物流等风险，给全球粮食供应链安全稳定带来严峻挑战。一是国际市场粮食可获得性下降。乌克兰危机以来，20多个国家实施粮食出口限制令，包括俄罗斯、乌克兰、阿根廷、哈萨克斯坦、越南、印度等国，加剧了粮食脆弱地区的恐慌，使得我国海外粮食供应稳定性受到一定影响。二是国内粮食保供稳价受到挑战。2020年3月起，全球粮食市场剧烈震荡，粮价呈现上涨趋势。据海关总署统计，2022年我国粮食进口量同比减少10.7%，进口金额增长13.7%，进口均价上涨27.4%。其中，大豆、小麦进口均价分别上涨25.1%、25.9%，传导国内大豆、小麦价格上涨。此外，俄乌相继停止化肥出口后，引发巴西等农业大国采取紧急增储行动，进一步拉升农资价格、增加粮食生产成本，给我国粮食保供稳价带来一定压力。

二、以大食物观为引领，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方位践行大食物观，立足于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放眼整个国土资源，通过全方位开发耕地、森林、海洋资源，拓宽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来源，通过增加各类食物的有效供给实现新的供求平衡，为构建新时代国家粮食安全体系开辟新的战略路径。

（一）强化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发力提高粮食产能

实施“藏粮于地”战略，激发农户种粮积极性。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措施。突出适度规模引导和资金整合，对规模生产经营主体进行直补，对散户提供粮食生产组织服务或“以奖代补”方式给予补助，进一步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完善粮食生产奖励机制和财政奖补机制，增加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实施“藏粮于技”战略，带动粮食增产增收。推进以种源为核心的粮食生产关键技术攻关，加强土壤保护技术、数字化生产、实用高效粮食机械设备创新，加强防范化解粮食生产重大风险关键技术的研发力度。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高质量建设和中低产田有机质提升工程，突出产量导向，坚持新建与提升并重，完善管护机制。建立健全重要粮食作物重大病虫害、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与信息化服务能力，提升粮食生产的防灾减灾能力，减少粮食损耗。

（二）挖掘国土资源潜力，继续拓展食物资源来源渠道

向森林要食物。我国现有林地42.6亿亩，森林面积33亿亩，其中生态公益林18.6亿亩，商品林14.4亿亩，森林食物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建议扩大油茶、核桃、油橄榄等木本油料生产，拓展食用植物油来源；积极发展木本粮食，建设优势产业带，因地制宜推广林药、林菌、林果、林菜等复合经营模式，发展林禽、林畜和林蜂等养殖业。

向草原要食物。我国饲料粮供应压力大，促进饲料粮减量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增加饲草供应。建议积极改良水热条件较好的退化草原和南方草山草坡，发展青贮玉米、苜蓿等优质饲草，建设现代饲草料产业体系，减少牛羊养殖消耗精饲料用量，实现化草为粮的效果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向江河湖海要食物。我国宜渔的湖泊、水库、江河面积近400万公顷，海洋面积更是高达约300万平方公里。建议积极利用湖泊、水库等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渔业，规范发展近海养殖，推广生态环保网箱养殖，依托新型海洋渔业装备稳步推进深远海鱼类养殖，加强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获取海洋优质蛋白食物。

向设施农业要食物。设施农业能有效解避免与粮争地，克服传统农业靠天吃饭、抗自然风险能力差的短板。建议推进设施蔬菜、设施果树、设施食用菌、设施水产等的种养殖，多学科交叉融合、协同推进设施农业、植物工厂相关的装备、技术和品种创新的研发。

（三）加强科研创新投入，构建政策保障与技术支撑体系

聚焦种质资源“卡脖子”问题。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质资源是不亚于石油的战略资源。建议建立大食物种质资源库，培育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用中国种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践行大食物观需坚持科研先行，要加强农业科技创新，统筹配置农业科研投资，加大科研立项支持力度。建议由国家有关部门牵头搭建科企对接合作、成果交易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资源共享。加强技术服务，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加快推进科研成果落地。

实施全产业链的农业支持政策。建议继续完善传统粮食综合支持政策体系，形成包括价格支持、农业投入、直接补贴、灾害救助、金融保险等在内的政策体系，研究出台支持森林食物、饲草食物及水海湖食物生产发展的政策及具体举措。

（四）开展国际食物贸易合作，增强农产品供应链韧性

完善重要农产品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建立全球农产品供求和市场数据平台，密切监测国际国内重要农产品生产、消费、进出口、价格等权威信息，科学评估并应对农业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贸易冲突等多重风险，通过灵活调配库存、避免重要农产品挤兑等措施，稳定我国重要农产品市场与价格。

优化重要农产品国内外供给比例。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采取农产品进口多源化策略，稳定与现有粮食及重要农产品贸易伙伴关系，积极拓展新的贸易伙伴，如拉美与“一带一路”国家，增加我国农产品贸易与供给腾挪空间，防范由于国际粮食及重要农产品供给缺口和价格飙升造成订单交割延迟和受阻。

积极参与全球粮农治理。推进我国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相关涉农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深度参与全球农业贸易与投资规则的改革和完善，维护国际市场与贸易秩序，避免由于农产品贸易问题的政治化对食物供给造成冲击。

（五）引导居民形成合理膳食结构，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引导居民健康膳食。广泛利用报刊、广播、电视、手机短信、微信、平台短视频等方式加强健康膳食宣传，普及健康膳食知识；充分利用学生营养日、全民营养周、科普中国、世界粮食日等品牌活动，推动大食物观理念深入人心，提高居民健康饮食素养、优化膳食结构。进一步倡导勤俭节约、理性消费、适度消费，引导居民减少食物浪费，践行光盘行动，推动生活方式向绿色低碳化转型。

增强绿色优质农产品持续供应能力。统筹协调产量、质量关系，聚焦品种培优、品质提升，推动农产品产业发展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打好“绿色”“生态”牌。加快构建与大食物观相适应的标准体系，用标准引领新技术新模式发展，保障农产品品质。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引进和培育产业链长、附加值高、带动作用大的绿色食品产业项目。将各类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纳入监管名录，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培育大食物诚信体系。

（作者单位：中国粮食研究培训中心，江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