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人口大国、农业大国、粮食生产大国、粮食进口大国、粮食消费大国。近年来，中国坚持“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战略，粮食总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水平，人均粮食消费量超过联合国粮食安全标准线近20%，口粮自给率达98%以上。

中国粮食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4亿多人口告别了饥饿的长期困扰。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已经高枕无忧？中国粮食安全现状到底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

近日，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粮食与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战略中心执行主任王宏广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深入分析了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及问题。

王宏广认为，虽然中国“吃饱”问题已解决，但吃好、吃安全、吃科学依然是难题，近年来，中国粮食产量连年增长的同时，粮食进口量也在不断增加，大豆自给率只有15%，油料自给率不足30%。

随着人民收入不断提高，粮食消费量不断增加、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多变，中国粮食安全潜在风险依然存在，粮食安全的核心问题已经由口粮安全转变为饲料安全，本质是肉类安全、食物安全，王宏广表示，“口粮自给率98%，绝不等于粮食安全。客观反映粮食和食物安全态势的粮食隐性自给率只有70%。”

吃饱没问题，吃好需进口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中国粮食安全的总体形势如何？

王宏广：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粮食总产量上升趋势明显，从1978年到2020年，粮食总产量增长了119.7%；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325.8千克上升到2020年的474千克，超过联合国规定的人均400千克的粮食安全线18.5%，基本解决了粮食数量不足的矛盾，质量不高的问题成为主要矛盾。

实际上，国际上关于粮食安全有“两条线”：

一条是联合国规定的人均400千克的粮食安全线，目前中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已经超过这条线将近20%，“吃饱”问题已经解决，由于我国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建设高标准农田等措施，完全能够保障口粮的安全，也就是说中国人已经彻底告别挨饿。

另一条线是“吃好”的线，国际上目前还没有标准，但是从发达国家人均粮食消费量分析，多数在800千克左右徘徊，也就是说“吃好”的回归线大致为800千克，而我们离这条线还有41%的差距。

近年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显著提高，居民恩格尔系数持续降低，口粮以外，人们还消费大量的肉、蛋、奶、蔬菜、水果等，正在向“吃好”转变。

基于这一事实，我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粮食安全形势的基本判断是：低水平、高难度、紧平衡，弱安全；吃饱没问题、吃好需进口，平时没问题、战时有风险。

▲街道田间，一名村民在查看水稻长势。图/新华社发

“低水平”是指人均粮食占有量刚刚超过400千克安全线。

“高难度”主要是指粮食增产难度大，粮食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为了保证粮食增产，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大量投入种粮补贴，提价、补贴等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措施都接近天花板。

“紧平衡”是指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进口食物相当于9亿亩耕地上的产量，没有进口就难以保持粮食供求平衡。也就是说，要吃好，中国必须依赖大量进口。

“弱安全”是指粮食安全受国际市场影响大，特别是在重大灾害、疫情暴发、战争等粮食供应链受损或断裂的情况下，占食物总量30%左右的进口量可能会不安全、不稳定。

此外，中国粮食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35%-50%，粮食生产长期在高成本、高价格、低效益状态下运行，存在不安全因素，特别是在国际粮食供应链面临短期甚至长期断裂的情况下，粮食可能由“弱安全”变为“不安全”，中国人将面临只能吃饱、不能吃好，或者只能少数高收入人群吃好的被动局面。

《财经国家周刊》：在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增长的背景下，粮食进口量也在持续增长，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王宏广：主要是粮食消费量增加、粮食储备量增加两个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70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增长了4.8倍，但是消费量增加了5.8倍，贸易量增加了88倍。

消费量增加源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人口增长粮食消费总量增加，另一方面是人们收入的增加造成人均粮食消费量增加，大致各占50%。

2019年，中国养活14亿人口，消费了近29亿亩耕地生产的食物，其中进口粮油肉相当于9亿亩耕地的产量。2020年我国大豆进口量首次突破1亿吨，相当于7.6亿亩耕地的大豆产量，同比增加15%，肉类进口量同比增加了60%。

与此同时，中国人肉类、奶类、水果的人均消费量仍然显著低于发达国家，居民日均营养供给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吃好的难度”依然较大。

比照发达国家人均粮食消费量800千克的标准，吃好还需要人均328千克的粮食，缺口达到41%，考虑到我国人口总数和粮食生产能力等多方面的因素，我们在《中国粮食安全》一书中建议，在我国人均收入达到中高收入时，粮食消费控制在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将吃好的标准定为人均600千克，人均粮食消费量仍有不小的缺口。

口粮自给率98%，绝不等于粮食安全

《财经国家周刊》：我国每年进口大量粮食，而且进口量还在增加，这会否对我国粮食安全造成影响？

王宏广：口粮自给率达98%以上，谷物基本自给，但这并不能够全面反映粮食安全问题，甚至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粮食安全的深层次矛盾，其中最重要的矛盾就是，粮食进口量较大，隐性自给率低。其原因是，在中国“吃饱”问题解决以后，粮食安全问题已经转化为饲料粮安全问题以及肉类产量与价格问题。

中国虽然口粮自给率接近99%，但需要进口粮油肉相当于9亿亩耕地的食物，粮食隐性自给率只有70%，大豆和油料自给率分别仅为15%和30%。

近20年来，中国粮食、谷物和口粮自给率均呈下降趋势。粮食自给率由1998年的100.4%下降到2018年的85.5%；谷物和口粮自给率虽下降没有粮食明显，但也分别从1998年的101.1%和100.7%下降到2018年的97.1%和98.9%。粮食隐性自给率由2014年的75.5%下降到2019年的71.1%。中国粮食安全存在较为严重的深层次问题，亟需进行重新认识和引起足够重视，口粮自给率超过98%，绝不等于粮食安全，只能表明“吃饱”没问题，不代表“吃好”有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一些粮食出口国限制粮食出口，世界粮食供应链出现断裂。中美关系复杂多变，美国又是主要大豆出口国，中国作为粮食进口大国，粮食安全风险陡增。

▲收割机在江苏海门临江新区农田里收割水稻。图/新华社发

其中，中国大豆对外依存度高达85%，2012年以来一直保持在80%以上的高位，2015年一度达到87%，从巴西和美国进口大豆占比曾高达95%，大豆对单一国家的高度依赖和国际粮食供应链的不稳定性，无疑增加了中国粮食安全的潜在风险。

大豆进口的高依存度关乎油脂供应和下游畜禽产业供应链供给安全。进口大豆加工后的豆油和豆粕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国食用植物油和畜禽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了较大风险，客观上要求我们时刻防御世界范围内的粮食战争。

将会长期保持弱安全状态

《财经国家周刊》：从“吃好”的标准来看，我国粮食供给缺口很大，需要大量进口，造成粮食供给形势处于弱安全态势，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从增加自身粮食总产量出发，解决粮食紧平衡、弱安全问题？

王宏广：通过粮食持续增产以减少进口解决粮食弱安全问题难度较大，因为我国粮食持续增产的难度较大，需要政策、技术“双突破”。

纵观近20年来中国粮食生产历程，粮食总产在突破6.5亿吨之后，连续几年保持在高位水平，但受自然资源、生产效益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粮食总产持续上升的难度较大。近20年来，粮食单产持续上升的趋势明显，但在2012年超过5300千克每公顷的高位之后，上升趋势明显放缓，粮食总产增长率长期保持在1%左右；受品种、地力等因素制约，粮食单产短期内大幅提高的难度同样较大。

▲刚刚收割的水稻被装入拖拉机，准备运往仓库。图/新华社发

《财经国家周刊》：制约粮食增长的关键点在哪里？

王宏广：第一，保持耕地面积压力大，复种指数下降明显，撂荒现象仍然严重。我国正在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还需要占用大量土地支撑城镇化、工业化，保持耕地面积的压力巨大。另一方面，2019年我国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3962元，粮农与农民工收入比，由1990年的1:5下降到1:10，种粮比较效益下降。2019年全国复种指数122%，比历史最高值155%下降33个百分点，耕地季节性或全年性撂荒现象仍然严重。

第二，粮食政策潜力变小。我国粮价比美国高70%-170%。1991年到2018年，粮食生产成本增加了6.1倍，粮价增加了3.2倍，依靠补贴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的政策“接近天花板”，粮食生产国际竞争力弱。

第三，提高单产难度加大。我国粮食作物单产由1950年的1155千克/公顷提高到2020年的5733千克/公顷，增加了396%。主要作物单产接近相同农业生态区的上限，持续提升粮食单产的难度增大，单一技术改进已不足以使粮食生产迈上新台阶，需要利用新一代育种技术，培育更高产、优质的农作物品种。

第四，种粮农户户均规模仅7亩多，提高种粮效益难度大。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户均经营规模7.8亩。2018年流转的承包地面积仅占家庭承包经营面积的37%，规模化经营度低、规模效益低。

第五，年轻农民不愿种粮，由于农业劳动强度大、收入低，缺少城市“五险一金”的保障，加之农村教育、卫生、饮水、文化、体育与娱乐等生活设施严重滞后，年轻人纷纷涌向城镇就业，50岁以下农民已经不愿种粮，未来谁种粮成为一个亟待认真解决的问题。

以上诸多因素造成，现阶段我国粮食种植总种植面积和单产都增长乏力，短期内粮食总产量出现较大幅度增加，存在较大困难。

建议启动“进口大豆替代工程”

《财经国家周刊》：面临长期存在的粮食安全潜在风险，我们应如何应对？

王宏广：造成我国粮食“弱安全”的主要原因是粮食进口多，相当于9亿亩耕地的产量，而进口多的粮食主要是大豆，占进口粮的85%左右，大豆进口来源又主要集中于美国和巴西。

我国大豆对外依存度快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大豆产量、种植面积占比的下降，相比1950年，我国大豆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下降了57个百分点、种植面积比重下降了14个百分点，而单产近20年来并没有显著增长。

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建议启动“进口大豆替代工程”，使大豆对外依存度下降30个百分点左右。具体来说，实施“进口大豆替代工程”，可以通过增加种植面积、提高单产、推动大豆标准化种植工程等，实现增产大豆1000万吨以上；可以通过发展油菜籽、藜麦、优质牧草、海洋生物替代大豆，减少大豆需求2000万吨以上。

不过同时还要注意，我国在粮食生产过程中存在玉米与大豆争地的问题，增加大豆种植面积，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挤占玉米种植面积，还会造成粮食总产下降等问题。所以，在实践中，我们还需要综合平衡好大豆与玉米的关系，防止出现大豆产量上去而玉米产量、粮食总产下降的局面。

▲黑龙江垦区五大连池农场集中机械力量全力抢收大豆。图/新华社发

《财经国家周刊》：大豆之外，还可以采取哪些保障粮食安全的措施？

王宏广：保障粮食安全还需要想办法实现粮食继续增产。比如可以通过“要粮于技、藏粮于地、生粮于海、产粮于山、生粮于改”等多种途径确保到2030年粮食生产能力达到8亿吨左右，粮食总产达到7.5亿吨，力争人均粮食产量550千克左右。

该对策旨在确保当出现国际粮食危机时，我国能够挖掘粮食潜能，减少粮食进口，保障粮食安全，确保吃饱，力争吃好；在国际粮食供应链运转良好时，确保我国粮食总产达7.5亿吨，适当进口，确保吃饱、吃好。在现有粮食产量基础上，粮食产量每年增长1%就可以实现，“8亿吨粮食安全工程”是一个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但在国际粮食出现危机时必须实现的粮食安全基础工程。

此外，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第一次绿色革命，通过作物杂交育种、矮化育种等育种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作物的产量，为人类减少饥饿、保障粮食安全发挥了巨大作用。

2020年获得诺尔奖的基因编辑技术，将成为植物新一代育种的核心技术，切实推动以基因编辑育种技术为核心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将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与农业生产效率，使农业与粮食生产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建议进一步推进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力争在基因工程育种技术以及生物肥料、生物农药、生长激素、人造肉等方面取得重大技术突破。

提高种粮积极性非常关键

《财经国家周刊》：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将在长期保持紧平衡、弱安全的同时，农民缺乏种粮积极性，年轻人普遍不愿种粮等现象较为明显，也是制约我国粮食增产的关键点之一，在你看来，这些问题如何解决？

王宏广：要把粮食生产搞上去，增加粮食产量、保障粮食安全，必须要提高种粮的积极性，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提高种粮积极性，首先要让种粮有利可图。目前，我们采取的农机补贴、医疗保障、低收入保障等措施，都是为了增强农业的竞争力，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但是现有补贴政策只能保证种粮不亏钱，挣钱还有难度，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种粮的农民中，50岁以下的都很少，这一代农民老了，谁来种粮？如何吸引80后、90后回去种粮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可以通过让农业加工、销售等环节的利润反哺种植，以实现“农业收益再分配”，让种粮有利可图。此外，还应该加大粮食生产集约经营与机械化的比例，更多采用农业公司的形式从事粮食生产，种粮者不再是农民，而是农业工人。农业生产者使用各种机器从事农业生产，下班后可返回城市生活，或者在农村也能够获得与在城市工作相当的工资、享受相应的生活配套服务，解决好农民的生产、生活、养老、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使农业工人也成为收入和生活水平较高的职业。

▲新屯村村民在收获玉米。图/新华社发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实现“农业收益再分配”？

王宏广：我们设想，新一轮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途径是推进“新四化”，即推进农业规模化、标准化、信息化、生态化，加强一二三产业融合，使种粮的低利润、加工贮藏的中利润和流通贸易的高利润有机结合、融合，建立健全粮食生产、贮藏、加工、流通、贸易的全产业链，提高全产业链的效益，进而让种粮有利可图。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作者：吴丽华

编辑：李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