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国人的吃饭问题，经历了从“吃紧”向“吃饱”再向“吃好”的转变。由“吃饱“向“吃好”的口粮消费模式的转变，是在中国大地上创造出的伟大奇迹，也展现出了十三亿多人口大国人民群众的美好新生活。

昨日吃饭：从“吃紧”向“吃饱”转变

旧中国的粮食问题自不必说，有80％的人口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遇有自然灾害，更是饿殍遍地。新中国成立后，也曾经存在饥饿问题。邓小平同志1987年4月指出，“1959、1960、1961年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1984年10月指出，“现在农村还有几千万人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不过也比过去好多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演讲中说到上世纪60年代末在梁家河插队当农民度过的7年时光，“那时候，我和乡亲们都住在土窑里、睡在土炕上，乡亲们生活十分贫困，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即使到了改革开放后的1995年底，“全国还有65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约占总人口的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粮食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与贫困、饥饿作斗争。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粮食问题上不断发力，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亿吨倍增到2012年的6亿吨，此后连续5年稳定在6.3亿吨以上；油料产量从1978年的521.8万吨增长到2017年的3475万吨，40年间增长了5.7倍。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口粮和食用油消费量有了明显增长，第一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得以成功解决。

一是口粮直接消费量锐减。尽管改革开放初期粮食产量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有较大增长，但由于人口增加，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为195.5公斤（贸易粮），还不及1952年的197.7公斤（贸易粮）的水平。那时，在全国尤其是农村，百姓省着吃、吃不饱的现象较为普遍。而到了1986年，因家庭联产承包释放出的巨大能量，那年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增加到253公斤（贸易粮），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水平。与之相随，全国人均肉禽消费量由1978年的8.9公斤提高到2017年的32.2公斤，增长了1.6倍，加之果蔬、蛋奶的补充，2017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下降到130公斤（原粮），口粮直接消费量（含以粮食为原料的加工制成品所消费的数量，如饮食业用粮）呈倍数下降。

二是用作口粮的杂粮减少。以薯类为主的杂粮，在饥馑之年常为充饥之品。改革开放前期，粮食仍然紧缺，1978年全国人均占有薯类33公斤，为40年之最。那个年代，红薯、马铃薯等薯类较少用于加工原料，更多的是顶抵口粮。不少地方对城镇居民定量口粮搭配薯干等杂粮，比例甚至高到40%。农村人口鲜薯食用量更多，以至有人因过量食薯，而今几乎不再碰薯。而近5年，城镇人口人均消费薯类每年仅为2公斤，农村人口人均消费也不到3公斤，红薯成了偶尔食之的香饽饽。

三是城乡粮食消费量差距缩小。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为145.4公斤、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为247.8公斤，两者相差102.4公斤，差率70%。到2017年，城乡粮食消费量分别为109.7公斤、154.6公斤，两者相差44.9公斤，差率降至41%。40年间，城乡粮食消费量差距缩减过半，达到57.5公斤。不少地方，农民就近在集镇购买小包装大米自食，不失为城乡差别缩小的真实写照。

四是西部地区口粮状况改善。西部地区12省（区、市），土地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71%，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8%，多为经济欠发达、需要加强开发的地区。以西部地区城市居民家庭人均购粮为例，1990年为144.5公斤，是全国的1.11倍；1995年为101公斤，是全国的1.04倍，表明取消粮食统购、放开粮食销售前后的流通，非但未影响不发达地区的粮食供应，反而为城镇卖场和农贸市场提供了不竭的粮源。西部地区所产细粮较少，农村居民家庭2000年人均消费稻谷106公斤，与全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稻谷消费量相差21公斤；2005年为102公斤，只比全国水平少8公斤；2010年为96公斤，只比全国水平少6公斤，但其人均消费小麦63公斤，高出全国近6公斤。2005年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稻谷消费的差距，缩小到29公斤，2010年缩小到21公斤，但西部地区肉禽及制品消费最多，比中部地区高出8~10公斤。

五是购粮开支几近忽略不计。1978年，城镇职工家庭每月人均粮食消费支出约4.5元，占生活费支出的17%。1981年，城镇职工家庭每月人均购买食品烟酒花费21.57元，占生活费支出的56.7%，其中粮食消费支出4.93元，占生活费支出的13%。1978年到2017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57.5%降到28.6%，即2017年城镇居民月均食品烟酒支出583.4元，占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28.6%，而其中购粮9.1公斤的花费，占不到消费支出的一个百分点，这既体现了粮食价格的总体稳定，也为饭食以外的宽裕生活增加了消费空间。

六是食用油消费达到世界人均水平。2011年，我国食用油人均年消费量为20.5公斤，达到世界人均水平。而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只有1.6公斤，农村居民家庭人均食用油消费量也只有1.97公斤。到2017年，全国居民（包括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增加到10公斤。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的增加，助推我国提前超过《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中“到2020年人均消费量20公斤”的指标。如今，百姓菜肴中的“油水”甚至过量，吃“红锅子菜”（炒菜不放油，锅热即炒菜）与吃不饱饭的现象彻底成为历史。

七是优质粮油消费渐成气候。我国优质粮油的生产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少量食味品质佳的米面走上餐桌。90年代开始，国家层面陆续启动“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成为政府主导的安全优质农产品公共品牌；国家有关部门2017年联合发起实施“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在产销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一些非官方组织评审并宣传粮油品牌；多省创建了富有本地特色的优质粮油工程。如今，全国涉粮国家级产业化龙头企业已发展到450家、省级2558家，优质粮源基地扩大到7288万亩。2007年有65个米面油产品获评“中国名牌”产品，2017年首批“中国好粮油”遴选98个产品上榜，多年来获评“中国驰名商标”的粮油产品增多，各地也源源不断地推出名优特新粮油。人们挑选优质粮油的空间不断扩大，琳琅满目的粮油食品着实在为美好生活增光添彩。

明日吃饭：从“吃饱”向“吃好”转变

粮食数量问题基本解决，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对品质好、营养健康的粮油产品的追求，就成了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为满足向往美好生活的人民由“吃饱”转向“吃好”的新需求，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粮食直接消费量继续呈下降态势。目前，发达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食用大米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直接消费量已经接近底部。韩国1985年人均年消费大米128公斤，2015年为63公斤，下跌一半。上世纪60年代到2011年，中国台湾人均大米年食用量从160多公斤跌到45公斤，跌幅超过70%。日本人年均食用大米1962年达到118.3公斤（一说120公斤）的顶峰，2015年跌到56.9公斤，年均下降率为1.37%。这与我国食用大米最多的湖南省粗略比较，其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以大米为主食的原粮，1980年达到334.4公斤的高峰，2017年跌到187公斤，年均下降率为1.56%。53年间，日本年均减少1.2公斤；36年间，湖南剔除原粮因素年均减少2.9公斤。在湖南，2017年农村人均消费187公斤粮食中的大米粗估为110余公斤，城镇人均消费103.5公斤粮食中的大米粗估有60余公斤。再看看前些年泰国人均消费大米100~104公斤，再过10年城市低于90公斤的分析，包括湖南在内，我国大米等口粮消费量还有一定的下降区间。为此，不能因为口粮减少，而小看口粮消费。人民向往美好生活，越是减少口粮，越要下功夫做好口粮消费大文章。

第二，蛋白质消费的增加将带来饲料粮需求的增多。由于荤食得到极大改善，我国城乡居民粮食直接消费量减少。蛋白质是组成人体一切细胞、组织的重要成分。荤食是人体摄取营养的重要来源，也是广义上吃好的要义所在。大麦、糙米、燕麦、黑麦、小麦、大豆和小扁豆等粮食作物固然是好的蛋白质来源，但畜禽肉、蛋类、水产品、奶等动物性食品不可或缺，后者需要通过大量的粮食转化，每生产1公斤畜禽肉需要消耗几公斤到10公斤粮食。在城镇，一些地方或许尚待加大素食分量，城镇和农村通过动物性食品来增加蛋白质消费，餐桌上还有广阔的空间，田地间还有挖掘的潜力，这就需要推动我国粮食生产总量的继续增长。此外，我国饲料产量已经突破2亿吨，仅2017年饲料消耗1.05亿吨蛋白类原料中，豆粕就占7230万吨。若要达到每年8000万吨以上猪牛羊禽肉的产量，饲料用粮不能低于2亿吨。饲料粮仍将是我国粮食需求增长的主体，饲料粮的增加是对粮食有效供给的挑战。人民向往美好生活，再不能在粮食总量上出问题，否则，优质粮就如同空中楼阁。

第三，落实国家对保障粮食质量安全的新举措。2018年，有关方面强调对入库的最低收购价粮食质量和食品安全情况进行验收，发现入库粮食重金属、真菌毒素等食品安全指标超标的要分品种上报，国家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和食品安全地方政府负责制要求，划转给有关省级政府处置。对经验收合格入库的粮食，在库存检查、其他质量检验中或出库时发现重金属、真菌毒素超标的，由收储企业承担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和相关经济损失，由当地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要求组织处置和监管。湖南针对这一实际，要求各地把握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的粮食生产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效益转变的信号，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种粮大户开展预检预约收购服务，提前摸排农户送售粮食数量质量情况，扶持和推广以“五代”为内容的产后服务，解决农民整晒、烘干、存放、质量损耗等问题。同时在前期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及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试点的基础上，于下放托市启动权力、加大市县政府责任、严格实行先检后收等方面摸索经验。人民向往美好生活，就得加强粮食质量安全管理，防止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

第四，认清水稻生产和稻米供需新情况。稻谷在我国居民的粮食消费中占比最大。2017年稻谷产量创下21267.6万吨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要看到，一是曾经一直是最大产量品种的稻谷，从2011年起屈居第二，被玉米赶超。二是2013年以来，稻谷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均在33%以下，其中2016年低至31.96%，为历史最低点，比最高年份的47.14%少了15个百分点。三是双季稻改单季稻、抛荒或自发休耕等现象不可忽视，有些地方还可能出现“休耕容易复耕难”“减产容易增产难”继而引发“不购容易再购难”的现象。四是非正常途径进入国内的大米不是一个小数，要警惕这一现象掩盖国内大米的真实产销状况。五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保健意识的增强，居民对大米的质量格外看重甚至近乎挑剔。六是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按规定用途定向妥善处置并加强监管，可能减少合格粮食供应量，需要我们倍加爱惜稻米。人民向往美好生活，城镇化水平还会提高，米食覆盖率稳中有升，稻米的需求量就要增加。

第五，重点发展优质稻米和强筋弱筋小麦。这是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明确要求。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每个稻麦品种绝非永恒，一轮品种优质化后，不久可能变为普通稻麦，而为又一轮品种更新换代，所谓“优无止境”。二是市场与推广的关系。多地引导农民由“种得多”向“种得好”“卖得好”转变，一些地级市称其优质稻推广面积占六七成、县市区达七八成甚至更多，专家却推算优质粳稻只占三成、优质籼稻只占一成。这里，地方是与昔日稻作比较，专家则用最新标准衡量，而行业却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优质强筋弱筋小麦也有类似情形。因而，除了国家、行业、地方、企业标准外，要加快绿色优质粮食评价指标研究。《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国家级）》注重高产稳产、绿色发展和市场需求，值得理论与实际工作者关注。稻麦育种就是要做到高产绿色优质并重。三是常规与优质的关系。早籼稻实乃上乘的储备品种，是避灾粮食、米粉原料、耐饥米品，能与其他粮谷在粮食安全的时间、地域、用途上互为补充。早稻也有优质稻，中晚稻也需常规稻，其中有消费需求和消费层次的问题。四是成本与价格的关系。与常规稻比，优质稻单产低10%左右，但销价仅高10%左右。对此要有舆论引导，要提高市场认知度，让加工商、批发商、经销商合理采买，消费者理性采购。五是营养与口感的关系。中国水稻研究所方福平研究员提出优质稻的食用优质、加工优质、功能优质，后者包括高锌大米、宜糖米（糖尿病患者专用）、低谷蛋白米（肾脏病人专用）等，融保健与食疗于一体。他建议举办有公信力的优质稻米评选活动，由国家领导人出面颁奖。诚以为然，不妨一试。

前已述及，我国居民粮食消费经历了由少到多、由多到少的改变，它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201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原粮110公斤、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原粮155公斤，便是这一前进过程中中国人民告别饥饿岁月、享受吃饱时光、迎来吃好时代的一个消费节点。接下来，我们必须通过努力奋斗，从“吃饱到吃好”的消费模式向“吃得营养、吃出健康”的运作模式有序推进，这样我们才真正称得上品味放心粮油，共享美好生活。

（作者：石少龙 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巡视员）

来源：中国粮食经济

作者：石少龙

编辑：李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