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21年中国经济八大重点任务，其中关于农业部分是重点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这也是近几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到种子问题，重点强调保障粮食安全。“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将粮食安全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八大任务，是基于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客观事实，具体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关于粮食安全的举措，体现了粮食安全在国家经济安全中的基础位置。

粮食安全问题是个什么问题？

是个离我们最近又离我们最远的问题。

说离我们最近，所谓“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就是人类生存的底线问题，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底线问题，是社会维持稳定的底线问题，谁都不能、不会去否认；与此同时，粮食问题似乎又离我们很远。上世纪80年代，我国已经基本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饿肚子”问题似乎早已离我们远去。而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我们愈加觉得，所谓“粮食安全”，仿佛已然是一个离大家生活相当遥远的概念。

然而，从事实情况看，全球的粮食安全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全面解决，而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仍然值得重视，可以说，粮食安全问题是统筹安全和发展的底线。

怎么看粮食安全形势：全球的困境

从国际层面看，全球粮食安全赤字有增无减。全球濒临50年以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国际粮食市场出现较大波动，加之蝗虫灾害、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愈发严峻。《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提到，2019年，全球近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与2018年相比增加1000万，与5年前相比增加近6000万。2020年，全球预计将至少新增约8300万饥饿人口，甚至可能新增超过1.3亿。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与粮农组织发布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热点地区早期预警分析》显示，至少25个国家今年将面临严重饥荒风险。保护主义抬头引发粮食供应链安全。

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究竟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了多大影响？答案是：很大。而且这种影响总体上来说不是由于真正的供给不足、而是由于恐慌和“自闭”心态造成的。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当前全球粮食供给较为充足，2019至2020年度世界粮食（不包含大豆）供给量为34.7亿吨，总需求量为26.7亿吨，期末库存近8亿吨，库存消费比近30%。但是新冠疫情以来，俄罗斯、越南、埃及、印度等多个国家限制甚至停止粮食出口，全球粮食供应链受到较大冲击，而那些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更是陷入了极大的被动。人为造成的粮食流通和供应受阻让依赖粮食进口的地区面临严峻考验。

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三低一高

从中国国内层面看，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主要痛点是“三低一高”，即规模化程度低、人均耕地面积低、人才储备数量低和特定作物对外依存度过高。农业人工成本高，粮价调节潜力变小。

一是规模化程度低。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粮农的户均规模仅7亩。规模化低使得农业生产难以实现大型机械化，这让我国亩产成本、农业人工价格和粮食价格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二是人均耕地面积低。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土地用于支持城镇化和工业化，而务农效益差也导致大量农业人员进城务工，撂荒面积逐年增加，耕地流失严重。已耕种土地的复种指数减少，2019年全国复种指数为122%，比历史最高值下降了23个百分点，保持种粮面积压力大，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三是农业人才和从业人员储备数量低。我国农业劳动强度大、工资低，缺少城市“五险一金”保障，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体育与娱乐等生活设施严重滞后，难以吸引年轻人口务农，农业劳动力人口日益萎缩。农业真正的现代化需要优质人才储备，但目前社会中金融、计算机等学科的吸引力强于传统科学，农业大学吸引优质生源的能力不足，农业大学的学生缺乏实践知识，很少把去农村工作作为职业目标，农民也缺少应用技术的专业知识，农业科技人才后备乏力。

四是种子对外依存度高。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对种子的重要性作出如下表述：“关键时候，一粒小小的种子能够绊倒一个巨大的国家；种业的安全关系到粮食的安全，也关系到国家的安全。”中国是粮食生产大国，也是种子需求大国，但中国种子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却不强。我国种业起步较晚，发展时间较短，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才进行了实质性的商业化、市场化改革。世界绝大多数种子供应已被美、法、德等西方国家种业公司垄断，孟山都、先锋等跨国种业巨头国际种业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力也在逐渐增加。我国特定作物受贸易摩擦影响风险大，如大豆对外依存度高达86%。

粮食与科技创新

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因此，需要将新科技的运作作为农业的新增长点。要加强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运用。从国际上看，美国已经有大量科学家开始致力于农业领域的大数据研究，通过大数据了解不同地区的气象、病虫害等条件，对农民种植作物给予指导，这样的做法值得借鉴。运用科技手段保障农产品安全，提升检测科技手段，防止瘦肉精、抗生素等滥用。

还要将培养农业人才摆在农业工作的关键位置。要保障粮食安全，人才是关键。要加大力度培养多层次农业科技人才。一方面要加强农业大学和农业技术人才的政策支持力度，让年轻科技人才能够长期扎根农村。将耕地保护作为农业工作的红线。强化监督管理，落实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制止各类耕地“非农化”行为，坚决守住耕地红线。另一方面要培养农业科技领军人才，在人才政策上予以倾斜。

关键是将种子问题摆在农业工作的基础位置。有人将种子比喻成粮食的“芯片”，一旦断供断链将对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种业体系，不断提高农业良种化水平，建设好中国传统优良种子库，提高育种技术，让好的种子实现增量商品化。要加速培育各粮食品种龙头种子企业，提高种子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一体化的龙头种子企业，提高各主粮品种种子行业集中度；改进种子企业与科研单位的合作模式，以种业终端市场需求为导向，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用科技力量解决育种问题，包括小麦、玉米、大豆等主要作物的育种是关键。

粮食问题也需要统筹安全和发展

面对不稳定不平衡的国内外环境，保障粮食安全要怎么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明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粮食安全就是疫情冲击重大衍生性风险之一，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角度看，要统筹安全和发展，经济安全是基础，粮食安全则是经济安全的底线。提升我国的粮食安全水平需要综合施政，在人均耕地面积上“开源节流”，提升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探索建立国际粮食安全“命运共同体”，以双循环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粮食安全环境。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我国恐怕还存在着科技转化率低的问题，这需要相关政策的进一步配合。在农业育种的问题上，各界人士和社会各领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解读和误读，但在对一些科研人员的调研中，他们认为我国在一些新育种技术上有领先地位，却因为种种原因，还难以推广。希望有关部门本着科学精神，尽快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下，在粮食领域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更好更优的维护我粮食安全。

当然，粮食问题始终是人类的问题，以双循环主动构建“粮食安全命运共同体”亦是未来方向。在后疫情时代，应将农业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发展方向，在沿线国家建立合作机制，从政策、技术、综合角度采取提升共同体粮食安全的措施，确保沿线国家粮食安全的水平。在此基础上，中国可先与友好国家建立海外10亿亩耕地或1.5亿吨粮食的多元、长期海外“供应链”，通过合作开发、长期租用、期货等多种途径进行经营，确保我国拥有人均稳定进口粮食70-100公斤的能力和基础。要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重点，积极发展粮食国际贸易，促进粮食进口来源、渠道和结构多元化。发挥资金融通作用，通过银行和基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给予农业合作更多支持，在劳工使用和进出口配额等问题上进一步磋商，增强政策协同。支持更多有实力的粮食企业走出去，在沿线国家大力推广绿色农业，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后记

有人类以来，粮食安全就围绕着、贯穿着人类的历史。人类大规模摆脱“饥荒”这个概念的时间并不算久远，到如今，这也仍然是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当然，在新时代，粮食安全问题也有了新内涵，比如需求端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到节约粮食的“光盘行动”，供给端从“锄禾日当午”到机械化程度日益升高、甚至与人工智能等相结合。如今，再也没有“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但我们仍应当牢牢记住“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时刻记住重视粮食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