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降低阻塞点所带来的风险问题上，中国已采取了一系列更加积极主动的措施。为进一步强化其自身的粮食供给，中国应尽最大可能地去投资多功能性的铁路、港口和转运设施的建设”

　　《财经》记者 焦建/文

　　中国连绵不断的需求增长将如何增加西方粮食出口国对巴拿马运河和马六甲海峡的依存度，以及中国在应对相关局面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否有效，是近日一份报告所涵盖的研究主题。

　　在这份27日由英国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发布的名为《全球粮食贸易中的阻塞点》（下简称《报告》）（Chokepoints in Global Food Trade）的报告中，作为作者的该研究所能源、环境和资源部研究主任罗伯·贝利(Rob Bailey)与助理研究员劳拉·韦尔斯利(Laura Wellesley) 指出：在全球粮食贸易中，存在可能引发一系列重大变故的“阻塞点”。

　　所谓“阻塞点”，即国际粮食贸易运输路线上贸易量巨大的关键连接点。因为玉米、小麦及大豆三种作物及化肥的全球贸易量蓬勃发展，这些阻塞点正在承载越来越大的压力。

　　在《报告》研究发现的全球14个阻塞点中，有三大类对全球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即主要运输路线上的海洋通道，如马六甲海峡和巴拿马运河；主要粮食出口地区的沿海设施，如黑海港口；以及主要粮食出口地区的内陆交通基础设施，如美国航道。

　　在过去十五年中，国际主要粮食作物及化肥的运输，要通过至少一个海洋阻塞点的比例，已从43%增长到54%；而只能通过一个或多个海洋阻塞点中转的运输路线的比例，则从2000 年的 6%增长到 10%。而在可预见的未来，对阻塞点的依存度仍将会继续增长。

　　“阻塞点失灵将抬升成本、拉长延期交付时间，提高发生大规模供应中断的可能性，进而恶化市场脆弱性。”《报告》作者警告称，此外，“全球粮食贸易日益紧密的关联性意味着，如果一条贸易路线陷入混乱，那么其它路线也将受到波及。”

　　可能造成上述一系列后果的原因，则主要有三种，即气象和气候灾害（既包括可能临时关闭阻塞点的暴雨或洪涝，也包括可能降低通行效率和加剧极端气候脆弱性的气象相关的基础设施损耗：由战争、政局动荡、有组织犯罪和(或)恐怖主义引发的安保和冲突灾害；以及与政府自身有关的政治性和机制性灾害 (如设置出口管控)。

　　在《报告》研究涉及的国家中，日本和韩国是风险暴露程度最高的两个国家。虽在传统的指标体系中，它们并未被归类为“粮食不安全”，但却都严重依赖于取道一个、两个或三个阻塞点的粮食进口（日本近四分之三的玉米和小麦进口取道巴拿马运河；韩国三分之一的小麦和玉米进口通过苏伊士运河、巴布尔邦达海峡和马六甲海峡）。

　　与之相比，尽管中国近 87%的粮食和化肥进口要经过一个以上的海洋阻塞点，但在全国范围内，只有 4%的粮食和化肥进口必须通过不存在替代路线的海洋阻塞点。

　　这部分与中国多年来一直坚持的“确保自给率，通过国际市场适度调节”的粮食安全战略有关。而作为中国海外农业战略的一部分，近年来中国也在积极通过一系列“走出去”的方式保障自身粮食安全。

　　《报告》对此指出：中国的表现值得关注。中国早已洞悉眼前的风险，并通过积极的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如，成为巴西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者)、多样化供应线路(如，通过建设横跨南美的铁路系统，缓解对巴拿马运河的依赖度)和增加供应链运营足迹(在港口和转运枢纽，中国运营商无处不在)等方式，缓解现有的阻塞点压力。

　　但《报告》亦指出：因国内需求增长——在过去十五年中，中国大豆需求增长了 14%——出口国在将粮食出口至中国时，将增加对巴拿马运河和马六甲海峡的依存度。据相关统计显示：与其他航运通道相比，马六甲海峡发生的事故更多，是苏伊士运河的三倍，巴拿马运河的四倍，世界上60%的海盗袭击也发生在这里。

　　对此，劳拉•韦尔斯利在邮件回答《财经》记者有关“中国应进一步采取何种措施保障其粮食安全？”的提问时称：“与其他国家的政府相比，在降低阻塞点所带来的风险问题上，中国已采取了一系列更加积极主动的措施。旨在提高海外粮食生产者的生产、储存和出口能力，中国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投资。不仅如此，其还开辟了一系列能够绕过现有阻塞点的新贸易路渠道。但值得指出的是：在大部分的上述投资场景中，中国进行向外投资的原动力，是考虑到其他一系列战略性物资的供给安全，比如能源、矿产及金属。为了进一步强化其自身的粮食供给，中国应该考虑的是：应该尽最大可能地去投资多功能性的铁路、港口和转运设施的建设。而它们既可以用于谷物运输，也可以用于其他资源的运输。”

　　“更值得指出的一点是：中国应该确保这些基础设施能够有足够的抗压性，可以应对未来的一系列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劳拉•韦尔斯利对《财经》记者称。

　　在全球范围内，《报告》提出建议称：长久以来，全球粮食贸易中的阻塞点风险被忽视了。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及联合国应立刻采取各类行动，降低降低上述一系列阻塞点发生严重中断的风险。可能的行动范畴包括五个，即：1. 将阻塞点分析整合进主流风险管理和安全规划；2. 投资基础设施，保障未来粮食安全；3. 增进国际贸易信心和可预测性；4. 制定应急供应共享协定和更智能的战略仓储；5. 构建阻塞点风险证据。

　　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建立于1920年，是一家位于伦敦的非营利、非官方的智库组织，其前身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2004年9月，因其坐落于查塔姆大厦而改称“查塔姆研究所”。

　　“查塔姆研究所既不从属于政府部门，也不接受政府拨款。其主要围绕能源、环境与资源治理、国际经济、国际安全、地区研究和国际法等领域进行研究。其中，对于能源、环境、卫生医疗和国别地区问题研究的深厚积淀，奠定了其在全球国际事务研究领域的地位。”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一位研究人员此前曾撰文指出。

　　作为该文作者之一的罗伯·贝利，曾在2016年1月时，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人员共同发布过名为《引领新常态中国与全球资源治理》的联合报告。在探讨相关话题时，此份报告可被视为是《报告》的“姊妹篇”。

　　“如果资源低价削弱了投资实体设施和治理结构的改革，21世纪20年代，我们将再次面临资源安全问题凸显的风险。由于潜在的地区冲突或者海盗威胁，海运通道安全仍将是一大焦点。”在谈到相关话题时，《引领新常态 中国与全球资源治理》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