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长和膳食结构的转型升级将使我国在2030年达到粮食需求的高峰，这给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带来巨大挑战。保障粮食安全亟须加强对未来居民食物消费需求变化及其结构特征的研究，以需求为导向合理规划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加强对重点品种的支持保护，加紧农产品海外供应链的战略布局，并在高库存压力下积极利用轮作休耕保护产能潜力和调节短期供需平衡。

　　根据我们的预测分析，我国粮食总量需求将在2030年达到75011万吨的峰值，而且随着我国城乡居民膳食结构的转型升级，动物性产品的消费将会快速增长，粮食需求结构会从以口粮为主向以饲料粮为主转变。现行的农业生产结构不适应未来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的矛盾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不及时对我国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产品贸易政策作出战略性调整，我国粮食供求的结构性失衡会日益加剧，对粮食安全的保障带来巨大挑战。

　　动物产品产能增长赶不上需求增长

　　当前我国肉类、奶类产品供求紧张局面已初步显现，受需求持续增长和产能提升乏力影响，未来15年产需缺口将持续扩大。根据海关数据，2015年我国肉类贸易逆差已从2011年的101.1万吨增加至222.6万吨，肉类走私估计约为200万吨，肉类产需缺口已扩大到442.6万吨。预计2015—2022年、2022—2030年我国肉类需求的年均增长率将分别在2.48%和1.56%，而我国肉类总产量过去近10年和过去近5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仅为1.78%和1.2%。即使未来能够保持过去近10年的增长速度，到2030年我国肉类产需缺口仍将会达到1329万吨。奶类产品的供求矛盾更加突出，2015年奶类表观需求量折合原奶为5110万吨，其中国内产量3950万吨，进口1160万吨。预计2015—2030年、2030—2047年我国奶类需求的年均增长率将分别在5.22%和0.52%，而我国奶类总产量过去近10年和过去近5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仅为1.63%和0.53%。即使未来能够保持过去近10年的增长速度，到2047年我国奶产品的产需缺口仍将会达到4292万吨。

　　肉类和奶类的需求会在2022年结束高速增长，出现增速下降，并分别在2030年和2047年出现需求总量下降，因此未来生产发展应适应需求变化及时进行战略性调整。近期我国正处于肉类和奶类需求增速高峰，肉类产量的年均增长率必须连续3年保持5%才能保障自给，奶类产量的年均增长率则必须连续5年保持10%才能实现自给。而畜产品的生产需要一定周期，短期内达到如此高的增长率存在一定困难。我国受资源环境约束，畜禽养殖的环境承载力有限，肉类和奶类产品在需求增长高峰期将不可避免需要通过进口来满足。随着城镇化带动的膳食结构转型升级的完成，肉类产品需求将从快速增长转变为缓慢提升，并在2030年后逐渐下降，通过进口来缓解中短期内的供求矛盾更为合理。假设我国肉类产量能在2021年以前保持3.6%的年均增长率，肉类进口量在2018年以前会超过500万吨，到2021年后达到218万吨。我国肉类进口大约有150万—200万吨是满足结构性的供给不足，因而从2021年后需要逐步降低肉类产量的增长速度。假设2022年和2023年增长率分别降至2.6%和2%，2024—2030年增长率维持在1.6%，肉类进口量将在2030年降至119.89万吨。为了保持供需平衡，2031年后应逐步调减肉类生产，以避免出现产能过剩。奶类产品消费在2030年以前都将持续快速上涨，即使我国奶类产量能在此期间保持年均5.6%的增长速度，在2021—2028年奶类进口量仍会扩大至1400万吨以上。2030年后随着人口数量开始下降，奶类消费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届时即使奶类产量的年均增长率降至1%，供求缺口也仍将逐渐收窄，将在2046年后降至400万吨以下。

　　当前，蛋类和水产类生产发展的态势较好，且未来需求增长的幅度较小，调整产能保障峰值需求的难度相应较小。我国禽蛋自给有余并保持一定的净出口，2015年我国禽蛋总产量为2999万吨，净出口9.7万吨。禽蛋的人均消费量已经越过峰值点，进入稳定状态，但需求总量仍会随人口继续增长，到2030年达到4411万吨的需求总量峰值。如果蛋类生产按照过去近10年年均增长2.15%的速度发展，到2030会有225万吨的产需缺口，只要略为提高生产的增长率就能够保障未来的充分供应。水产品会因为农村居民膳食结构转型升级的漫长过程而延迟到2069年才会达到7784万吨的需求峰值，给生产调整留下更大空间。2015年我国水产品总产量6690万吨，过去近10年和过去近5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85%和3.61%，该增长率只要维持3—5年就可以使供给量达到需求峰值的水平。水产品未来需要考虑的是以合理贸易满足多元化品种需求。

　　粮食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将日益加剧

　　(一)饲料粮需求增长与口粮需求下降将加剧粮食供求结构性矛盾

　　动物产品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将带动我国饲料粮需求快速提升，并对口粮消费形成能量替代，使之持续下降。受人口总量在2030年后下降的影响，粮食总需求早于动物产品先达到峰值，在2030年达到71829万吨的峰值，其中饲料粮需求为51971万吨，口粮需求则降至19858万吨。如果考虑植物油和豆制品对大豆的需求，粮食总量需求峰值将达到75011万吨。

　　2015年我国谷物总产量已经达到57225万吨，其中稻谷和小麦合计为33844万吨，当前口粮需求按照我们的估计为21777万吨，口粮有盈余。从2015—2030年口粮需求还会减少6902万吨，在当前的粮食生产结构下，未来可能会出现口粮过剩的情况。但饲料粮会随动物产品需求增加而快速增长，饲料粮需求还将增加13129万吨，饲料粮占粮食总量消费的比例会从当前的50%提高到2022年后的70%，并最后稳定在此水平上。当前我国粮食进口和库存同步激增正是由饲料粮的供需失衡导致的，即高成本粮食生产与低成本饲料需求之间的矛盾。2015年玉米及其替代物进口总量达4235万吨，新增粮食进口中由饲用需求引致的比例大约在87%。尽管目前大量玉米替代品进口是由国内外价格倒挂导致的，但我国粮食总量仍存在2000万吨的缺口，且从长期来看，我国食用粮食总需求还会增加6407.4万吨，要维持现有自给率，粮食(尤其是饲料粮)的供给将承受巨大压力。特别是当前粮食作物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变化存在不一致性，如果不及时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确立合理的食用作物和饲用作物比例，口粮过剩和饲料粮短缺并存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将会加剧未来粮食供求紧张局面。

　　(二)大豆产需缺口仍将继续扩大

　　我国豆制品人均消费已接近峰值，其总量需求主要受人口增长的影响，豆制品加工用豆需求峰值将与人口峰值同步到来，在2030年达到1581万吨。2015年我国食用大豆加工量为1300万吨，大豆产量只有1180万吨，国产非转基因大豆已经不能满足我国居民对豆制品的消费需求，致使进口转基因大豆流入食品加工。近年来大豆产量下降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如果不能及时增加国产非转基因大豆的供给，将难以禁止转基因大豆用作豆制品加工。

　　豆油仍然是主要的大豆需求端。假设豆油在植物油中的比例不变，榨油用大豆需求将在2030年达到9706万吨的峰值。加上豆制品加工用豆需求，总的大豆需求峰值将达到11287万吨，这更是我国现有生产能力无法满足的。即使2020年大豆能够恢复到1.4亿亩的种植面积，保障豆制品加工用豆需求后仅有365万吨盈余，2020年大豆总量产需缺口仍会达到9004万吨。

　　应对未来粮食需求结构变化和峰值到来的对策

　　我国粮食需求峰值尚未到来，未来膳食结构会继续发生变化。在资源环境的约束下，我们需要作出战略性抉择，合理选择重点支持和保护的品种，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有效掌握利用国际资源的主动权，保障我国长期的粮食安全。

　　(一)瞄准需求变化，转变“重粮轻饲”的生产格局

　　顺应未来膳食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发展导向从“以粮为纲”向“种养结合、粮肉并举”转变、从三大谷物的数量增长向结构合理和特色优质转变。在划定主粮主产区、确保口粮供应的基础上，推广种植饲用作物(比如，全植株利用的饲用玉米)和粮饲轮作，支持发展种养结合的循环农业。在农牧交错带，扩大退耕还草和草牧业试点范围，增强牧业资源潜力。加快推进养殖业的现代化，因地制宜推广和普及先进适用的饲养管理技术，探索生态养殖与现代化养殖的结合方式，保障特色、优质、安全、高效的动物产品供应。

　　(二)以质量谋发展，恢复和强化奶业生产体系

　　当前奶类产品大量进口有价格倒挂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消费者对国产奶的信任不足，出现了进口激增和国产奶滞销并存的状况，严重打击了国内奶牛养殖的积极性。应着力实施奶业质量提升工程，农业、畜牧、商务、食品药品监督、质检、工商等相关部门联合建立奶业全产业链监管体系，以严格质量控制重塑国产奶形象、增强消费者信心。支持国内乳品企业以质量提升为导向的转型升级，扩大草牧业试点，以龙头企业为带动建立现代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奶源基地，确保优质奶源供应能力的持续增长。

　　(三)实施差异化战略，重塑国产大豆的品质竞争力

　　加强对大豆的支持保护，建设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通过种植业结构调整、推广粮豆轮作、耕地地力提升的生态补偿等多种方式，提高大豆种植农户的收入，保障大豆的基本种植面积。严格控制转基因大豆流入食品加工，充分发挥国产大豆高蛋白和非转基因的优势，支持以非转基因大豆为原料的蛋白加工产业发展及其研发创新，鼓励非转基因高品质豆油市场发展，以加工产业附加值提升带动大豆种植。

　　(四)聚焦短缺品种，布局海外供应链

　　国内资源环境条件决定了不可能完全依靠国内生产来保障未来动物产品需求的增长。要积极谋划奶类、肉类及饲料粮的市场开放战略。与具有安全、优质产品的供应国建立长期稳定的贸易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与其在质量控制和检验检疫上的合作，联合建立向中国出口的海外农产品基地。加快培育我国有控制权的国际大粮商，以强大的市场购买力为支撑强化对海外货源的掌控，提升我国在国际粮食供应链上的组织整合能力和市场控制力。

　　(五)加强市场研判，科学指导供需调控

　　完善我国农产品市场监测体系，整合农业、遥感、气象、水利等相关部门数据，增强对农产品产量的预判能力。定期开展中国居民食物消费调查，把握农产品需求结构的动态变化。加强对主要贸易国和国际农产品市场的研究，以供求分析为基础合理引导生产、制定进口计划、安排收储任务。对养殖业、饲料加工业及其原料供应进行重点跟踪调查，及时根据市场比价关系变化分析预判饲料粮的需求结构，提前做好进口策略优化与收储政策准备。

　　(六)按需推进轮作休耕计划，将耕地休养生息作为调节供需平衡的重要政策手段

　　借当前我国粮食去库存之机，通过生态补偿方式有计划地推进部分区域的轮作休耕，一方面结合生态治理和中低产田改造升级恢复耕地地力、通过“藏粮于地”保障未来可持续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降低库存压力大产品的近期产量、促进供需平衡。完善耕地质量、土壤墒情、肥效三大监测网络和评价体系，安排耕地地力退化严重地区进行3-5年的中期休耕;根据粮食供求形势和库存状况，每年度在生产季之前灵活安排年度休耕计划，即在供大于求、库存压力大时可增加年度休耕面积，而出现供不应求情况时则让休耕土地恢复生产。